提振消费到了关键时刻

      付文遥完全不打算在疫情后“报复性消费”。4月被裁后，她一直没落实新工作。收入的大幅下降与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她不得不在开支上有所缩减。“非必要消费减少了”，与之前有稳定工作相比，付文遥少了很多“可有可无的开销”。

　　根据国家统计局5月发布的数据，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4月份本土疫情多发频发，波及全国多数省份。”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付加奇在解读该数据时提到，居民外出购物、就餐减少，非生活必需类商品销售和餐饮业受到明显冲击。

　　在北京工作了五年多、目前待业做兼职的赵雨菲，对于大额消费品也更加谨慎。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可选消费受冲击较大，化妆品、金银珠宝、通讯器材和服装鞋帽纺织品类降幅均超过20%，而粮油、食品类等生活必需品保持了增长。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核心因素。应届生就业压力增大，部分地区及行业受疫情影响导致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加上收入差距变大，都会影响消费能力。去年毕业后考研失败的林熙入职了一家北京的外包公司，第一个月到手工资只有3000多元，消费随之减少。在上海从事短视频拍摄行业的孟伟最近刚收到降薪的通知，他随后停掉了花呗、信用卡，未来偏向于存钱而不是花钱。

　　消费习惯在发生变化，更多人不想消费、偏向储蓄。根据央行对50个城市2万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今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7%，比上季减少1.0个百分点；选择“更多储蓄”的受访者则占 54.7%，比上季增加2.9个百分点。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近日撰文总结：“企业经营愈加困难，有效融资需求十分乏力，企业投融资意愿严重不足，有钱也不投、给钱也不借、价格低也不借；居民部门也是一样，无论缺不缺钱，都不花钱，既不买车，也不买房，无论是居民户房贷、非住房消费贷还是经营贷，均出现了负增长，其中个人按揭贷款更是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的‘净偿还’，居民全面去杠杆的趋势明显。”

　　与此同时，提振消费的措施正在陆续出台。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5月以来，全国累计超过50个城市采用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刺激消费。不过，消费券只是一种“救急”措施，如何多角度提振消费，已经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冲动消费减少，可选消费受挫

　　三年前，付文遥刚到北京工作时，是认为自己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她本科毕业于985高校外语专业，硕士毕业于QS排名前100的海外高校。毕业来到北京，出于对书籍的喜爱和外语能力的优势，她选择了出版业，然而在工作三年多后，薪水到手仍只有6000多元。

　　能够负担起海外硕士数十万元的花费，付文遥家庭条件不错，父母一直给女儿力所能及的支持。在她上学时，只要东西价格不太夸张，都是“想买就买”。她还清楚地记得，英国商场里卖的ysl口红是27英镑一支，对她来说再普通不过。回国前，她在免税店买了好多口红、香水，到现在都没用完。然而，上班以后她就再没买过100元以上的口红。

　　她也曾是电影院的常客，几乎一有好片子，她就会去电影院。刚到北京时，她也没错过电影节。但现在，她都会等网上资源出来了再看。疫情前，每年她都会跟家人出国游，但这两年，她只在去年疫情缓和时，在周边城市玩了几天。

　　今年，付文遥的消费习惯更加谨慎。她平时记账，要求自己在每个月房租以外的花销不超过2000元。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的消费甚至有些“苛刻”，在有聚会、开销多的那个月，她会刻意减少吃饭的花销，午饭常常在便利店花10元以内解决。

　　4月，入职一家新公司后不久，付文遥在试用期被裁了。待业期间，她会把房租水电平摊到每天来计算支出。每天一睁开眼，就要付出去几百元的基本生活费。

　　节省成了生活的一大命题。为了最大程度使用优惠券，她常常分两单点一份外卖。她经常参与信用卡的活动，前几年，招商银行信用卡有一个红包活动，每还款1000元，可以抵扣3元。为了多抵扣几次优惠，她把每个季度的房租拆成多份，每份1000元，算下来交一个季度的房租可以抵扣接近20元。

　　各种常规任务也可以攒积分。每天看银行App上的文章，攒积分也可以换还款金，“虽然没几块钱，但也是钱。”付文遥说，北漂的不确定感很强，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好像在悬崖边上，没有后盾也没有人能拉自己一把。

　　最近，她回了老家。由于老家没有对口工作，所学专业考公考编也受限制，她就去了一家民办高校应聘商务英语老师。尽管该岗位没编制、月薪四千，在试讲两轮、面试一轮后，最终录取的却是一名五十多岁、之前从事外贸行业的大哥。

　　“现在只能节流了。”付文遥一直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出于对未来收入的担忧，她把开支一降再降。由于吃住都在家里，开支减轻了，衣服、香水等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买了。

　　与付文遥一样，选择主动压缩开支的群体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5月发布的数据，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影响消费有多个因素。“首先是供给冲击。本土疫情多发频发，波及全国多数省份，部分企业减产停产。”赵萍指出，4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明显下降，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也继续下降，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明显回落。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冲击导致消费场所、场景减少，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

　　“其次是需求收缩。由于疫情导致社交场所、社交场景减少，旅游、餐饮、工作场景明显减化，相关的商品消费需求也出现减少。”赵萍说，再加上预期转弱，冲动性购买行为大幅度减少，消费更趋理性谨慎。

　　衡量居民消费态度的数据还有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根据官方数据计算，2021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68.6%，而今年一季度消费倾向已经下降到61.8%。

　　消费降低也体现在贷款减少上。央行发布的《2022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4月不含住房贷款的消费贷款减少1044 亿元，同比少增 1861 亿元。

　　而同时引发讨论的，还有要不要提前还贷。秦柳在2019年贷款买了一套房，每月固定还贷。今年，她下定决心提前还房贷。“说不定哪天就被封在家里或者被裁员。”秦柳说，存款利率、理财收益率也并不合算，她担心为了跑赢房贷、追求高利率，最后可能鸡飞蛋打，本金都没了。为此，她决定勒紧裤腰带，在29岁之前还清80%的贷款。

　　失业率上升影响消费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核心因素。部分行业近年来受影响较大，失业率上升导致很多人收入预期下降，从而影响消费。

　　赵雨菲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广东人，在北京读完研究生后，顺理成章留了下来，从事成人教育工作。2020年工资最高时，一个月能拿一万八。“这在教培行业不算高。”赵雨菲说，但已经能支撑起让她满意的日常生活。她出生于农村家庭，对“精致”的生活没有太大向往，即便买过一瓶一千多的面霜，对于奢侈品的追求也只是很短暂的，“买这些挺虚无的，我能过个小日子就可以”。

　　在北京，要过上舒适生活的开销也不低。房租就接近3000元，平时和朋友聚会也都要人均100多元。她还上过一年健身房的私教课，每节课四五百元，算下来花了一万多。疫情前，她每月都会看两三场话剧，座位稍微好点的就得200元以上。

　　赵雨菲一直没有积累财富的目标。她在大公司工作过，却经常陷入焦虑和抑郁，后来就尽可能放低了期待。“放松一点”，她说，她没想过在北京买房定居，光靠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希望。

　　工作五年多，赵雨菲并没存下钱。她陆陆续续给家里转钱，去年父母在农村建好房子缺钱装修，她转了十万元回去。在薪水最高的时候，她花重金做了牙齿矫正，到现在还在还贷。那是在私人诊所找的名医，价格是市场价的四五倍。“那是一项冲动消费”，赵雨菲说，正畸开始了就不能回头，当时想的只是自己能挣到这个钱。

　　赵雨菲此前并未对行业前景过多担忧，即便是在去年大调整教培行业时，她也认为自己做的成人教育不会受到波及。但情况却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行业整体受影响，公司融资越发艰难，资金流趋紧，今年1月份，她所在的组整组被裁，接到通知的第3天就拿了赔偿走人。

　　被裁后的第一周，赵雨菲面了好几个岗位，但能明显感到“行业不景气”了。她对应聘上的岗位并不感兴趣，觉得“那不是自己想做的”，于是转而选择兼职。“每天在家办公，周一到周五干活，周六休息，周日看心情。”她现在的两份兼职，少的时候一个月赚5000多元；如果每天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10点，一个月能赚八九千元。

　　她搬离了之前的房子，现在的房租比之前少几百元，但也要2500元左右。加上每个月2000多元的社保，她时常入不敷出。她不得不把开支减半，日常开销压到了1500元。衣服、化妆品已经很少买了。在家办公，两三个月才会见一见朋友，社交花费也少了，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是能用则不换新。她之前习惯点外卖，现在每天都至少会做一顿饭。

　　赵雨菲的困境，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写照。青年人失业率在不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2%，是该数据发布以来的历史高点。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1000万，与之伴随的是“就业难”。

　　23岁的林熙去年从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考研失败后，今年4月她入职了北京一家政策银行的外包公司，第一个月到手工资3000元出头。在交完房租后，她还剩1500元，在高消费的北京难以维持生活，每月还需要父母接济。她已经在不断降低物欲，也不愿长久接受父母的支持，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她决定今年考公考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经济下行持续时间较长、当前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要高度重视其对就业及居民收入的影响，对基本民生的影响。

　　在疫情封控持续时间长的部分地区，收入受影响尤为明显。在上海从事短视频行业的孟伟最近收到了年薪下调的通知。由于工作需要出外景，4月以来，他的工作量一直为零。“不能乱花钱了。”孟伟说，这几个月他都没买过大件，以前买的鼠标都在1000元左右，最近换了100多元的。花呗、信用卡也停用了，“不想给未来挖坑”。

　　消费偏弱或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消费不足，明显弱于出口和投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突出特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今在疫情等外部因素冲击下，这一现象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消费在整个GDP中的占比持续提升，经济结构逐渐改善，然而发生疫情后消费就垮下来了。”

　　据公开资料，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在80年代超过50%，随后下降到2010年的39%。此后逐渐改善，在2018年GDP中，居民消费占比为44%。近两年，消费受疫情影响较为明显，2020年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低于40%，而美国这一比重为67%。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此前撰文称，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依旧非常弱，对政策刺激处于无感状态，不想扩大投资和消费，只想有钱还债，已经呈现一定程度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迹象。消费偏弱的格局在疫情没有得到根本和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恐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针对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张立群建议，首先应尽快完善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尽量减少疫情对消费活动的影响，“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努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全面复工复产的关系，取得显著成就。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疫情对于消费特别是线下消费的影响仍然明显。如何科学、精准地防控疫情，尽量减小其对消费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

　　另一方面，张立群认为提振消费是一个系统工作，促进消费的基础在于保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在两年疫情持续冲击之下，市场主体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大，尤其是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的困境尤其突出，而就业恰恰是要靠这1.5亿多市场主体来支撑。目前围绕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力度在显著加大，确保市场主体能够渡过难关，在经济全面恢复向好的基础上，尽快增加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和形势好转。

　　赵萍也提到，目前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5%以上来自于工资，中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提振消费，要通过减税降费帮助帮扶困难企业，稳住市场主体，帮助受到疫情影响更大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就可以促进实现就业目标，稳住居民的收入预期。此外，赵萍认为要鼓励企业创新发展，通过研发经费所得税前扣除，以及发放研发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以更多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激发消费潜力，提升消费体验，促进供给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

　　与居民消费占比下降相对应的是，政府和企业支出占比上升。此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曾指出，这些支出绝大多数用于了政府和企业投资。兰小欢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将大量资源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上，民生支出比如公共卫生和教育支出相对不足，加上房价过高等因素，长期以来居民需要提高储蓄以应对相应支出，导致储蓄率上升而消费降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则相对不振。

　　“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和消费补贴力度，减轻消费者在公共服务支出方面的负担，让其轻装上阵，拥有更强的消费实力。”赵萍建议，财政资金相对充裕的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或者其他消费补贴等方式，促进消费市场恢复增长。

　　张立群指出，提振消费需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要通过政府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有效投资，增加企业订单，促使企业恢复生产，从而带动就业形势好转，增加居民收入、拉动消费。

　　王军则认为，目前稳增长、稳投资的“主力军”无疑是基建，但基建投资的持续扩张受制于债务风险管控和投资回报率高的优质投资项目稀缺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可持续性不强。从短期来看，稳增长的核心应该是稳消费，稳消费的关键是财政政策扩张，财政政策扩张的最优抓手是消费券。

　　发消费券，还是发现金？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5月以来，全国超过50个城市发放了消费券。就发放行业而言，汽车、家电、餐饮、文旅等是本次消费券发放的重点领域。在发放方式上，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例如绍兴派发消费券达1亿元，甚至可用于线上外卖。

　　赵萍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根据发放消费券的目的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面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的代金券，可以在消费时直接用于支付商品和服务的价款；二是面向特定行业发放的消费券，具有折扣券和抵用券的功能，可以在购买一定金额的商品和服务时抵用部分价款；三是面向企业发放的代金券，用于抵扣企业需要支付的部分税款和五险一金等。从目前国内发放的消费券来看，消费券的主体是第二种类型。

　　经济学者普遍认为，消费券作为救急措施，在短期内对消费会产生提振作用。赵萍指出，在消费券重点支持的领域，消费回暖的速度明显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发放消费券以及2020年发放消费券，都对提振消费意愿，营造消费氛围，促进消费回暖产生了积极作用。

　　赵萍认为，面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的代金券，可以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具有扶贫和托底的作用；面向特定行业发放的，具有折扣券、优惠券特征的消费券，对于消费产生作用是基于杠杆原理，加速消费回暖，帮助受到疫情冲击的行业减少损失。

　　不过，有受访者表示，一些消费券优惠力度并不吸引人，还有抢券等技术门槛限制；此外，部分消费券对使用场所设有限制，大多要求在城市商业区使用，使得偏远、农村地区人群受益较少。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消费者产生顾虑的原因是之前发放消费券的幅度小、数量小、规模小。

　　在一些财政资金充裕的地区，消费券的补贴力度更大。深圳市商务局自5月1日起推出“消费电子和家电购置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相关电器数码产品，每人累计最高补贴2000元。

　　王军建议，为提振疲弱的总需求，当前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发力，依靠中央政府加杠杆，适当扩大赤字规模和国债发行规模。为纾困疫情受损民众和低收入群体，激活最终需求，建议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成立促消费特别基金，并向全国范围内特定群体或全体民众发放普惠性质的现金补贴或消费券。

　　不过，赵萍也认为，消费券的资金毕竟是来自于财政收入，如果长期大规模发放发放可能会增加财政负担，也会导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从长期来看，消费的持续增长还需要打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不断完善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此前，林毅夫、姚洋、黄益平、沈艳多位学者共同倡议，对封控的地区每个家庭发放1000元支持消费，其中500元以消费券形式，针对所在地中小企业的产品，支持这些行业的消费；另外500元以数字人民币的形式发放，有利于推广数字人民币。

　　另一个围绕消费券的争议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张斌认为，消费券在规定时间期限内就要花掉，对消费刺激更明显。但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发现金对其纾困作用更明显。

　　中信证券原董事总经理、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高占军撰文称，发放消费券与现金并行不悖。他援引多位美国学者的倡议，现金除了促进消费和提振经济，还可救助民生，避免人们陷入深度贫困。有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最需要的是发钱，在失业、贷款的压力下，维持日常生活避免陷入困境，急需资金填补空缺。

　　赵萍认为，相较现金，消费券可以直接作用于消费，只有参与消费活动才能获得消费券补贴。如果发放现金，可能会转变为储蓄，并不一定都用于消费。其次，消费券对消费的撬动会产生杠杆效应，可用较少的财政补贴，撬动数倍于补贴规模的消费增长；此外，消费券的政策支持方向更加明确，面向受到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或企业发放消费券，具有定向扶持作用，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