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为生存，小城镇为生活？未来城镇发展究竟走哪条路线？

　　导读：城市追求规模化、中心化，甚至要分个高低劣次，是典型的工业经济思维方式。进入信息文明时代，原有的思维方式将面临调整。

　　人生充满选择题，城市也在被我们不断地选择，流动已然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常态。

　　曾几何时，大城市的机遇挑战和小城镇的安稳舒适仿若天秤的两端，有的人选择小城镇一端，逃离“北上广”，奔向自己的“舒适圈”，在他们看来，“大城市是为了生存，小城镇才是为了生活”，正如李子柒爆红的背后藏着千万人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

　　也有的人受不了小地方索然无味的生活，将别人眼中的颠沛流离视为心中理想实现的“圣地”，“宁要大城市一张床，莫要小城镇一套房”，毅然从城镇挤进都市。

　　58同城、安居客联合发布的《2020年毕业生居行调研报告》显示，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增大时，大部分毅然选择资源、经济、发展等优势一线城市，作为经济金融中心的上海，以11.5％的选择占比排名最高，广州、北京、深圳紧跟其后。此外，以青岛为代表新一线城市，具有离家近、人脉资源丰富、饮食习惯适宜、物价低等优势，这对追求精神满足和生活品质舒适性的毕业生而言，更有吸引力。

　　此外，还有人在进城、出城中多次往返，陷入“大城市容不下肉身，小城镇容不下灵魂”的纠结与迷茫之中。那么，究竟是选择去大城市，还是留在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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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市优劣

　　“横看成岭侧成峰，各自选择各不同”，但城市发展规律并不以单一个体的意志为转移。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背后是难以扭转的客观规律。

　　市场经济下，资源向更有效率的地区和部门配置，大城市凭借自身优势，成为产业、资金、人口等各类资源集中的首选之地。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是市场经济马太效应的必然结果。

　　如今，追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在地方政府作用下被进一步强化。如2019年1月，济南合并莱芜尘埃落定，打响2019年强省会战略的第一枪；南京也不甘示弱，“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同年4月，连云港对部分区划进行调整后，市区面积与市区人口均翻了番；同年11月，广西表示将借鉴南昌、合肥、南京等省会城市先进经验，做大做强南宁。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大城市是资源集聚之地亦是风险集聚之地。

　　如战争风险，“荡平百山不如毁灭一城”，在战争中大城市首当其冲。比如被用于战争的石墨烯炸弹，虽不致命但却能瘫痪电力设施。想象一下，大城市大面积断电，又没有自给自足的条件，居民基本生活难以为继，敌人尚未正式入侵，城市内部已乱，大有“祸起萧墙”之感。

　　又如公共安全风险，此次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就是佐证，大城市人口密度高、人口流动性强，恰恰成传播性疾病的“易感区”。

　　此外，一味强调城市规模，容易引起区域发展极端不平衡。具有优势地位的大城市，虹吸周边资源要素，造成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被边缘化，如北京周边“环京津贫困带”、成都周边“灯下黑”现象。而一些大城市拥有的优势未必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大城市吸引其他地区资源流入，也意味着资源更方便流向更大城市，又存在被虹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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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磁场”

　　实际上，城市追求规模化、中心化，甚至要分个高低劣次，是典型的工业经济思维方式。进入信息文明时代，原有的思维方式将面临调整。城市之大不在于“数量”上的堆积，而是从“数量”概念转变为“流量”概念，这意味着大城市的“中心”功能已经不再只是锚定于城市集聚多少资源，而是更多地关注城市“磁场”的强弱。

　　城市磁场越强，通过链接结成的网越大，与其他城市、城镇的联系越紧密，互动性越强，城市越有活力。

　　为了更好地发挥大城市的磁场效应，还须先在城市、城乡之间寻找新节点，既可缓解城市压力，又能带动乡村。城市发展“进二退一”，小城镇恰是“退一”的关键。如雄安新区的设立，着眼于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

　　信息文明时代，随着交通、网络等基建体系的建成与完善，新的城市发展方式——以小城镇为网络应运而生。

　　一方面，有形的交通网为资源流通提供基础。无论是铁公机组成的快速网，还是普速铁路、普通国道等组成的基础干线网，中国交通网可谓是纵横捭阖。2019年末，中国高铁里程达3.5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预计约达15万公里，均居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无形的信息化为缩短时空加码。得益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立，信息以几何式速度传播，尤其是随着5G 推出，传输速率破 Gb，“一切都可以瞬间上云”。

　　截至今年9月三大运营商已累计开通5G基站近60万个。随着“新基建”的投资与布局，信息化更进一步。而这些基建网的建立，将散点分布的各城镇连接，形成一个网状格局，带来生产的网格化、物流的便捷性等，也为城镇发展提供机遇。

　　03

　　中国城市化的非典性

　　然而，以大城市为中心与以小城镇为网络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二者居其一，而是并行不悖。根源在于：中国的城市化具有非典性。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阶段性明显，一般会经历从城镇化到城市群、都市圈，部分国家会在城市化后期出现逆城市化与再城市化。

　　以日本为例，1898—1920年，城市化率从11.75%提升到18.04%，进入城市化初期；二战后，城市化率从1947年的33%提升到1960年的64%，东京、大阪圈、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爆破性增长；直到1975年，城市化率达到76%，期间为加速城市化期；从1975—1983年，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人口不断流出，1994—1995年，东京都市圈人口也为净流出，此时日本主要城市人口都在下降，进入逆城市化阶段；1996年以来，除东京外的城市人口都在流出，全部流向东京，再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并存。

　　而中国城市化时间因被极度压缩，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进程同时存在。

　　从规模与速度上看，中国城市化率从1980年的20%到2019年的60.6%，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期间城市人口增加了约6.57亿，已超过欧盟人口总量。

　　但纵使中国城市化规模庞大、速度惊人，各城市之间落差大，城市进一步集聚的空间依然存在。如北京、天津，2019年末城市化率已趋于饱和（分别为86.6%和83.48%），而周边城市如张家口、保定、廊坊2018年城市化率分别为57.24%、53.49%、60.01%（2019年尚未公布），离散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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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轨模式”造就“超级生命体”

　　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与城市、城镇之间存在明显的行政壁垒与职责边界，相互割裂。旧熔炉难以铸出“新艺术”，要让城市、城镇之间“血脉”畅通运行，还要打通各种“栓塞”，城市发展迫切需要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

　　随着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战略相继出台，破除行政藩篱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市场边界将被打破，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马太效应更加明显，资源流动更合理有序。

　　由此，非典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大城市为中心与以小城镇为网络的“双轨模式”进行。

　　长期看，小城镇之于大城市并不是“大鱼吃小鱼”的游戏，而是要构建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大城市与小城镇将从原本的虹吸到配套、接轨最后演化为融合。大城市将处在资源进一步集聚，又释放出更大能量辐射周边城镇的动态中，二者之间进行双向、非线性的串联、并联，形成错综复杂的网格化，最终协同、共生。网格化发展，实现的是以“供需平衡”配置各类要素，整体变强、个体也变强，密度相对均衡，而非恃强凌弱。

　　这其中，网络化的小城镇为大部分拥有相对少数链接的节点，枢纽化的大城市则是小部分拥有大量链接的节点，大城市、小城镇均构成生产与市场的空间组织和衔接的基础节点。节点有大小、联系有强弱，取决于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人口密度。

　　如粤港澳大湾区中，各城市有各自分工，广州、深圳和珠海是交通枢纽中心，东莞、佛山和中山是制造业创新中心，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是旅游休闲中心。又如美国，每个小城镇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经济定位，有的是大城市产业延伸，有的是区域商业中心，有的是旅游小镇，有的发展医疗，有的发展体育产业等，百花齐放。

　　鉴于此，未来，城市发展将打造复式结构，城市与城镇功能不断叠加，枢纽化的大城市走向综合性，既是以GDP为基准的经济中心，又是社会治理中心，功能不断加强；量大面广的小城镇网络走向专业化，如特色小镇，优化分工。

　　总之，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将回归功能本身，各自化为“超级生命体”的一部分，形成新的“命运共同体”。即在“毛细血管”——中国“基建网”的推波助澜下，大城市与小城镇将通过以功能联系为核心的网格化布局模式，构建“超级生命体”。各方从大的格局站位，进一步结构性分工调整，形成全域化、综合一体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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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城市的“量子态”

　　由此看，大城市作为中心枢纽，承担的更多是资源调配等综合功能，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差异并不等同于小城镇的生活质量比大城市低，人口规模小也不等同于公共投入可以低标准。

　　在溢出效应与传导机制下，大城市与小城镇逐渐实现资源共享，二者边界逐渐模糊，落差逐渐填平。未来，城市与城镇的发展也越来越吻合人们居住、生活和工作在不同城市的“量子态”。

　　彼时，大城市与小城镇也已不再是大小之争，而更多的是关于情怀、感受、认同等精神上的差别。选择大城市，交通的互通互联与信息化让人可以随时走向现实、虚拟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选择小城镇，也能轻而易举获取到大城市同质同量的各类资源。

　　而随着体验式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幸福的定义发生改变，不是追求物质，而是更注重精神，更愿意寻求灵魂舒展的地方，而这与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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