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秘书处党支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的重要论述讲话精神，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学习热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联合出品了《“北京党史”慕课》。系列专题片。该系列片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权威著作对标对表，从一件文物、一个细节切入，进行悬念性设计，通过权威专家讲述，还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理想和情怀。

　　今日，为大家推送第25课 福佑寺里的平民通讯社。

 第25课 福佑寺里的平民通讯社

故宫筒子河旁边的福佑寺，曾经是康熙皇帝幼年避痘的地方。因为是皇家寺院不对外公开，这里平日很是清静。不过，在1919年12月的一天，福佑寺突然热闹起来了，原来是毛泽东带着些湖南青年，在这里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们来这干什么呢？成立通讯社又是为了宣传什么呢？

　　这要从“驱张运动”说起。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上任后，他在湖南实施暴政，纵兵抢掠，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五四运动后，他更是大力镇压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为了反抗张敬尧的暴虐统治，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发动了全省学校的总罢课、总罢教，驱张运动由此爆发。为了扩大影响，毛泽东等人决定组织代表团分别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争取全国各地的支持。

　　于是，毛泽东亲任赴京代表团团长，带领30多名湖南青年来到北京，在这里开启了一段奋笔疾书、奔走呼号的激情岁月。

　　毛泽东特别重视利用新闻舆论的力量，刚安顿好，他就紧锣密鼓地就地创办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为驱张运动造势。通讯社的办公室就设在福佑寺的正殿，长条香案就是他们的办公桌。代表团白天外出活动，调查访问，晚上整理材料，撰写和油印稿件。毛泽东经常亲自撰写重要稿件，每篇发文他都要过目修改。

　　1919年12月22日，平民通讯社开始向各大报社发稿，每天印发驱张文章150多份，还邮寄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重要报社。这些文稿语言犀利，特别有战斗力，揭露了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罪行。比如，毛泽东亲自撰文，揭露张敬尧与湖南省矿务局局长张荣楣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把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通讯社还发表了《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一条条控诉张敬尧的罪行，其中写道“农不得耕，商不得市”“死不能葬，生无可归”，写出了湖南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中的真实情景。各地报纸纷纷登载通讯社文稿，发表有力的支持评论，“驱张”成为了全国舆论的焦点，张敬尧的臭名迅速传播开来。

　　毛泽东等人还广泛联络北京学界、政界、军界以及工商界的湖南籍人士，冒着严寒向北洋政府发起了多次请愿活动。但是北洋当局对这些请愿不断推诿，敷衍了事。

　　即便如此，请愿团的舆论斗争和一系列请愿行动，还是搞得张敬尧声名狼藉。全国各地，各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要求北洋政府将张敬尧撤职。

　　就在这前后，盘踞在湖南的其他各系军阀与张敬尧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他们顺势而为，开始“军事驱张”。1920年6月初，吴佩孚的直系部队从湖南撤防北上，谭延闿、赵恒惕带领湘军乘机打回了湖南。6月11日，张敬尧狼狈退出长沙，驱张运动胜利结束。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的在全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显示出了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彻底的革命精神。

　　这也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步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他回忆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从来没有动摇过。”